杨树柏：抗美援朝老战士

　　杨树柏，男，1925年出生于天津，1948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95岁的退役老兵杨树柏，经历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曾在敌人环伺的战场上拼死救出一名重伤战友；和平年代中，他又亲手将自己的孙子杨勇送进部队。同样一抹橄榄绿，构筑成保家卫国的好家风，在祖孙代际之间，默默传承。

　　1950年10月，杨树柏随所在的原66军197师591团，投入到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战争中。战争中，他身先士卒，鞠躬尽瘁，时刻以最高标准严于律己。战争结束后，他响应国家号召，回到北辰农村成了一名普通的农民，扎根农村，建设农村。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6军前身是华北军区第1纵队，杨树柏所在的197师是66军的主力师。战斗中，杨树柏他们的尖刀连抢占了德高山的一处高地，居高临下阻击敌人。几番恶战后，杨树柏所在的连队完成阻击任务，按照命令撤退。杨树柏所在的排受命坚守阵地，掩护全连战友撤退。德高山阵地虽然在山头上易守难攻，但是敌众我寡，武器装备也跟敌人相差甚远。直到一枚弹片划破杨树柏的脸，“我用手一摸，湿的，是血流出来了，这才开始觉得疼了，再看周围，战友们都没了动静。”杨树柏这才发现，一起守阵地的战友都已经牺牲了，整个战场就剩下他一个人。和他亲如兄弟的副班长就倒在他身边。杨树柏强忍悲痛，抓了把土，撒在副班长身上，就算是表示入土为安。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没时间悲伤。

　　杨树柏掐算了一下大部队撤退的时间，又赶紧检查了阵地上的武器弹药。“就剩下我一个人，两箱手榴弹和几杆子枪，我算了下时间，至少要顶到傍晚，那会儿大部队就安全了。”可杨树柏就一个人，敌人从四面八方往上打，这阵地怎么守？“和敌人战斗，要讲勇猛，也要动脑子。”杨树柏急中生智，他把仅剩的两箱手榴弹和几杆能用的枪，摆放在战壕的不同位置。战斗一打响，他就不断变换位置进行反击。一会儿用枪点射，一会儿又用手榴弹轰炸，给敌人造成人多势众的假象。敌人看到志愿军阵地火力齐全，以为主力仍在，不敢轻举妄动。

　　在撤离阵地追赶部队时，杨树柏忽然听到黑暗中有呻吟声。“吓我一跳，我赶紧端着枪找，原来是一个伤员，他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我们来朝鲜时候都学了几句朝鲜话，我就用朝鲜话问他，结果，发现是战友，中国人！”杨树柏赶紧把负伤的战友架出来，发现伤员左腿膝盖已经被炮弹炸碎了，“大腿跟小腿就一层肉皮连着，当时他怕拖累我，说你别管，就给我一枪，我不受罪了，你赶紧走。我说我也不知道你是哪个连队的，但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不会抛下你的。”于是，杨树柏用布条帮他包扎伤口，又找来一根树枝做成拐杖，架着伤员一起去找部队。

　　走到半路，突然一架敌机发现了他们的行踪。“飞机就从高处俯冲下来，用机枪扫射还扔炸弹。我一看，旁边有条河。本来天气冷，河已经冻上了，正好炸弹给炸开了，我们就跳里面了，藏水里。”2月的朝鲜，寒气逼人，河水冰冷刺骨。杨树柏扶着伤员躲在河里，一动也不敢动，一直到敌机远去，才挣扎着爬上岸来。“到岸上，太冷了，我们一个劲地哆嗦，衣服都冻硬了，我还好，伤员不行，他拽着我，求我给他一枪，他不想受罪了。我说那不行，咱们要坚持，国家还需要我们。坚持才能取得胜利。”就这样，杨树柏背着4杆枪，扶着重伤的战友，继续追赶部队。

　　就这样，杨树柏架着战友、背着武器，一路上躲避敌人追击，排除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大部队。“部队那会儿都以为我牺牲了。没想到，我不但活着回来，还救回一个伤员、带回4杆枪，都特别高兴。因为这，给我记了‘大功’”。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杨树柏随66军197师回到天津武清王庆砣镇休整，没倒在战场上的杨树柏，却倒在了病床上。“在朝鲜长时间站在冰水中、雪地里，我父亲的肺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回来之后，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炎，一病就是三个月。”杨树柏次子杨立生告诉记者，就在父亲住院治疗期间，一封邀请他赴京参加抗美援朝庆功大会的信送到病床前，而身患重病的杨树柏不得不放弃。“这是我父亲最遗憾的事。”

　　“他把自己的立功证书和军功章都锁在一个小铁匣里，从来都不给我们看，也很少给我们讲在朝鲜的战斗经历。”在杨立生记忆中，父亲淡泊名利、一心为国，从未忘记党和人民的嘱托。在武清休整期间，工作地点距离自己的家只有十几里地，可他从不请假回家。有人问他，“你家那么近，你怎么不回去看看？”他说，“不行，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不是说让你休养来了，你随便溜达可不行，都得听国家的命令！”

　　复员转业后，杨树柏进入和平区饮食公司工作，谁也想不到的是，已经当上了公司经理的他，竟为响应国家支援农村号召，回到北辰农村成了一名普通的农民。“我父亲说，我不带头谁带头？回乡前我父亲的工资已经很高了。他这一回来自然就舍弃了高工资，转年又赶上自然灾害，一家人饭都吃不上。我父亲一生都在为集体着想，为他人着想。”杨立生回忆说，“回乡之后，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我的棉衣都是捡哥哥姐姐穿小的，可有一年我连旧棉衣都没有，因为父亲把家里的棉衣送给了邻居家的孩子。我当时听到了父亲和母亲的对话，他说，这个孩子只有单衣，而且他父亲也是军人。咱孩子的棉衣虽然破，补一补接一接还能穿。”

　　“抗美援朝回来，我父亲大病一场，虽然当时是治好了，但落下了病根，经常咳血。后来他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就在双口小学当门卫，每天负责敲铃。学校里的孩子老师挺多，但谁也不知道这个看门的大爷是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即使这样，杨树柏从没因个人和家庭的困难，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父亲每次看关于抗美援朝的影视剧，总会默默流泪，说想念牺牲的战友。他说活下来就是幸福，不能再给组织添麻烦。”说着，杨立生拿出一个铜制腰带扣，因为年代久远，上面印着“八一”二字已经有些模糊，“这条腰带是我父亲参加解放战争时部队发的，这腰带跟着他去过朝鲜，解放后也一直系着，直到绿色布带糟了断了，他把这个铜扣拆下来保存着，也是希望我们把这种战斗精神传承下去。”

　　虽然杨树柏从不跟儿孙们炫耀自己的战斗经历，但红色基因仿佛在老杨家扎下了根，大儿子杨利友曾在村里当过民兵，孙子杨勇曾任武警青海总队某部担任特战大队副大队长。“高中毕业，我想去参军。父母心疼不想让去，我就找我爷爷，爷爷就问我一句话，‘你怕苦吗？’我说，‘不怕！’爷爷说，‘不怕苦，你就去。’”

　　尽管当兵这样辛苦，但无论是战争年代的老兵杨树柏，还是和平年代的战士杨勇，都异口同声地说，“当兵，他们从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