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宁：鞍山市台安县博物馆退休馆员

　　杨宁，男，1960年出生，鞍山市台安县博物馆退休馆员，曾荣获中国好人、“辽宁好人·身边好人”、“辽宁公益红人”、第七届鞍山市道德模范称号。2007年，杨宁因阅读《抗美援朝抢修铁路史》时发现几位台安籍烈士多年无人亲人认领，便自发开始了一项“事业”——寻找烈士的安葬地，帮烈士“回家”。14年来，杨宁行程上万里，足迹遍布8个省份大大小小烈士陵园200余处、村屯184个，为400余位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找到了亲属。他用双脚穿越千山万水，用无声的行动慰藉英烈，用大爱之举谱写了一曲英雄赞歌。2020年，人民日报以《辽宁60岁老人辗转8省份 为400多位烈士找到亲人》为题，央视新闻频道以《历时13年 给400多位烈士“找到”家人》为题，分别报道了杨宁老人坚持多年为烈士寻亲的感人事迹。

　　有一种坚持，是14载为烈士寻亲

　　杨宁退休前在台安县博物馆工作，人们都习惯叫他“老杨”。2007年，在一次文物普查过程中，他偶然走访了多个烈士陵园，听说许多烈士的陵墓几十年来鲜有人来祭扫。“烈士为国家抛洒热血，长眠他乡却无亲人知晓，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杨宁说。当年夏天，老杨在阅读《抗美援朝铁路抢修史》时，发现书中记载了一位叫王朝贵的烈士，其家乡竟然是辽宁省台安县。台安是辽宁的一个小县，台安的一个小战士居然被写入这么厚的书中!老杨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有一种莫名的兴奋。第二天他拿着书来到民政局。经核实，烈士名册上确有王朝贵的名字，具体出生地是桓洞镇东长村。老杨就像烈士英魂附体一样，没作任何思考，骑上那辆“老二八”自行车，挎包里装上一瓶水、一块面包、一袋榨菜，直奔桓洞镇……，后经多方努力，终于找到了烈士王朝贵的女儿。从此，杨宁正式踏上了帮烈士“寻亲”之路。靠着一辆自行车，杨宁遍访省内烈士陵园。“200公里以内，我都骑车前往。”杨宁说，有的烈士陵园不通车，只能靠骑行，沿途还可以走访附近的烈士陵园。路途超过200公里的，他才坐长途客车。寻访往往一去数日，交通费、住宿费都要自理。14年来，杨宁去过200余座烈士陵园，最远曾到过广西，为400余位烈士找到亲属。仅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他就去了不下200次。2013年秋，老杨骑着自行车到邻近的黑山县大虎山镇寻找台安籍烈士的遗迹。辽沈战役有两个阻击战打得极为惨烈，一是塔山，一是黑山，很多战士壮烈牺牲，埋骨战场。在寻找过程中，一位叫张树梅的烈士引起了老杨的注意，因其资料记载比较详细，家乡是台安县桓洞镇祁木村。回来后，老杨积极联系找到了烈士儿子。当得知父亲埋骨大虎山并看到墓地照片时，张德武放声大哭。他告诉老杨，这些年，他们家费尽周折寻找父亲的安葬地，开始听父亲战友回忆好像牺牲在一个叫“大”什么的地方，可能是营口“大石桥”。他多次去大石桥找当地民政局，到各个烈士陵园寻找，都失望而归。后来又有战友说部队一直打到海南岛，很可能牺牲在那里，最后认定父亲葬在海南岛。这次老杨帮助找到父亲安葬地，对老杨千恩万谢、不胜感激。当问及这些年的花销时，杨宁摆摆手说，为烈士寻亲，不提钱。杨宁把在博物馆工作的经验运用到为烈士“寻亲”中，从各地县志以及相关资料中找寻线索。起初，主要关注并查找辽宁籍，特别是鞍山及周边地区烈士。他将烈士信息一一编号，然后逐一核对。“一边是烈士的孤独，一边是烈属苦苦的思念，如果能够准确地将烈士的安葬地告知亲属，也是对他们莫大的安慰。”十几年来，凭借着这份责任和韧劲，杨宁一路前行。

　　有一封来信，是109位烈士名单

　　2020年3月，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收到一封寻亲信和一本小册子，册子上记录有抗美援朝烈士名字、籍贯等信息。这些信息，杨宁收集整理了5年。5年前，杨宁在走访解放锦州烈士陵园时，听说陵园还安葬着五六百名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这些烈士都是一人一墓，当年立下的墓碑经过几十年的风雨侵蚀，有些已经字迹模糊。杨宁一块一块地查看后，发现贵州籍的烈士十分集中。“我把墓碑上的名字和籍贯一一记录下来，再找来陵园的原始记录核对。”杨宁说，“当年打仗时，锦州地区有野战医院，大量受伤的战士从前线运到这里，有些因伤势过重去世了，很多原始记录可能都是战士在弥留之际口述的，有的还混杂着方言，导致记录下的文字可能是同音字，甚至是不准确的，需要反复推敲。”如果是辽宁地区的烈士，杨宁会马上行动，到烈士家乡拜访当地民政部门或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继续核对原籍地登记的烈士信息，再据此寻找烈士家属。可贵州对于当时的杨宁来说，太远了。“面对行政区域划分的变更、不尽准确的信息、陌生的环境，我只能暂时把信息整理好，等待时机。”杨宁说。在接到杨宁的来信后，贵州调动了全省有关部门及媒体力量，查阅文献、调查走访，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最终确认了109位烈士的名字，找到了20位烈士的家属。“这是我们第一次集中找到这么多烈士的家属，要感谢杨宁这样的志愿者。”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卢刚说。

　　有一份情谊，是亲人般的守候

　　每一次找到烈士家属，杨宁都要陪同他们前往烈士陵园祭拜。一个老旧的黑色公文包，杨宁随身不离，里面装满了照片和纸质文档。照片有1000多张，都是杨宁拍摄的烈士墓和烈属。每一张照片，杨宁都能讲出一串故事，准确地叫出照片上烈属的名字。几摞纸质文档，按陵园分类，打印着烈士的详细信息。杨宁说：“每一位烈士和烈属，都像是我的亲人。”每一次找到烈士家属，杨宁都要陪同他们前往烈士陵园祭拜。2014年，杨宁在长春市革命烈士陵园寻找烈士信息时，偶然看到“李继堂”3个字，他顿住了。了解到李继堂的籍贯是辽宁后，杨宁立刻跨越大半个长春，到市民政局档案中查询。几万人的名单，3个多小时，杨宁终于在重伤员档案发黄的卡片上印证了他的记忆：李继堂，辽宁台安县黄沙坨镇新发村人。他连夜坐火车往家赶，第二天一大早，在县民政局的档案材料里再次确认后，他骑上自行车赶往新发村，终于在附近的侯家屯找到李继堂的小侄女。在烈士胡明许的墓前，侄子胡炳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告叔信》，向他报告家中的情况：“儿辈兄弟姐妹14人，孙辈15人，重孙辈胡姓5人(义务兵一人)，全家都身体健康，一切均顺，放心吧!”每每看到这样的场景，杨宁也会跟着感动不已。每找到一位烈士亲人老杨就受到一次心灵的震撼，扫墓时烈士亲人哭得撕心裂肺，念叨着父母如何思念儿子，妻子怎样企盼丈夫，子女苦寻父亲安葬地。老杨也在一旁默默流泪，好像战场上又取得一次胜利，既为牺牲的战友悲伤，又为胜利而欢愉。

　　老杨的家简陋得有些寒酸，除了墙上挂着两排镶嵌在镜框里烈士家人赠送给他的军功章、纪念章外，可谓陈设简陋。唯一不缺的是写着各种文字的锦旗，但他不挂，卷起放在床下。在各地寻访时，常有人问起，“大老远跑来，你是烈士什么人啊?”杨宁回答说：“是亲人，起初是为了方便，久而久之，就真把自己当成了他们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