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龙

　　王学龙，男，1946年6月出生，现居住在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云街道山后居委会。

　　王学龙老家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平明镇，他18岁（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年70周岁，党龄已52年。年轻时做过生产队会计，生产队长，后来又做了几年的大队书记。

　　虽已年至古稀，老人仍精神矍铄。他回忆做大队书记时，全国盛行“胡夸风”，他上任首年，凭智慧和干劲把全大队真实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0%，过程是这样的：当时都做面子工程，他的前任及其他兄弟生产队干部让村民将肥料都施在路边附近的田地里，上级领导来检查，一眼望去禾苗长势喜人，到上报产量的时候，又吹牛增长一大截，于是害苦了老百姓，因为生产队是要根据产量上交国家公粮的。

　　他上任后，组织村民改变之前的盲目做法，把肥料往里撒，还要撒的均匀，上级来检查，禾苗长势明显不如其他生产队，但到收割的时候，亩产量却比其他生产队高很多，与往年比更是增长了30%，多出的粮食让饿肚子的村民喜出望外。因他不愿意做面子工程，不好大喜功，几年后，他从书记的位置退下来了。

　　之后几年，在家潜心种地。随着孩子长大，老人意识到，靠种地是改变不了家庭经济状况的，于是在家试着搞养殖。

　　80年代后期王学龙决定带着全家从东海老家搬出，到外面搞养鸡场。期间几经周转，到了1992年，最终选择搬到开发区中云街道，与山后村（现为山后社区）合资办养鸡场。养鸡场的效益还是不错的，但因污染等问题，养鸡场被政府要求拆迁了。

　　1998年，王学龙用分得的拆迁补偿款租用了山后村的空置礼堂办起了一家面粉厂。山后村之前没有面粉厂，村民收获的小麦出售一部分，留下一部分根据食用的进度一次次到其他村的粮食加工厂兑换面粉，因为距离的原因，兑换很不及时，小麦在家保存也不方便，占地方不说，还有防鼠、防潮。王学龙的面粉厂开业前就贴出告示，村民可以将收获的小麦存在他家，他家一次性折算成面粉，给每家发一本面粉存折，凭存折一年365天随时可以来领取刚加工的面粉。

　　他的“存小麦提面粉”方案正好满足了村民的需求，因为老王在山后已经经营养鸡场多年，为人可信大家都知道，所以纷纷将小麦存在他家。消息传播很快，几个月后，不仅山后的村民，其他邻村也有很多人送小麦过来，最多的时候，存在他家的户数近400户，小麦总计达几十万斤。老王一直按承诺办事，从不拖欠。

　　随着开发区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可耕种土地陆续被改作他用，不少村民转向了别的经营门路，村民们种植小麦少了，再加上其他种种原因，王学龙的面粉厂生意慢慢不再红火，最后仅能维持收支平衡。2007年，王学龙的面粉厂关闭了。

　　关闭后，王学龙跟全家商议，山后村民相信我，把小麦存在我家，现在面粉厂虽然开不下去了，但欠村民的面粉一斤不能赖账，我有能力，我还，如果我没有能力了，你们作为我子女，要支持我还。他子女都不在山后居住，只有他和老伴一直留在厂里，等村民来提面粉，厂里留下的面粉很快就用完了，老王就用自己的积蓄买面粉存在家里继续等。偶尔村民的来的比较集中，面粉购买不及时（他家面粉也不敢存放太多，怕变质），他就与人家商量以现金折算给人家。尽管可以折现，但很少有人这么做，主要是大家都相信老王的为人，互相也都有了感情，领面粉就是走动、聊天、叙旧的过程。就是不领面粉，好多老朋友没事也喜欢去厂里转转。

　　几年前，关停的面粉厂拆迁了，但还欠村民一万多斤的面粉没提走。尽管年事已高，但与子女商议后，王学龙和老伴决定继续留在山后村，在厂的附近租了一个门面房，靠一个地磅给车辆称重来维持生活，主要任务还是“还面粉债”。

　　时过境迁，物价一直持续上涨，当年村民存小麦时，面粉的价格大概在0.5元一斤，现在的面粉一斤涨到2元左右，但是王学龙依然按照账本上的数字给面粉，从没少过村民一斤。10年来，他自掏腰包购买面粉还给村民，前后花了十几万元，今年春节前，他儿子“支持”他又花了5000多元买了近3000斤面粉，被村民全部领走。对于王学龙的做法，老伴刘洪华非常支持，“欠人家的，就要还人家，不管多少年，这都是应当的，人家当年种的庄稼也不容易，自己再困难，也不能赖账。”

　　王学龙的抽屉里一直放着一本已经泛黄的账本，里面记录着村民存小麦，兑面粉，支取面粉的明细账。其实，这已经是后期的本子了，是汇总了之前10几本类似的账本后重新登录下来的。

　　王学龙的三个子女早已成家，都事业有成，也都希望老人能跟他们一起生活，安享晚年。但因为欠着村民的面粉，老人一直没有答应。

　　王学龙说，我今年70岁了，党龄50多年，我一辈子不求大富大贵，我只求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不欠不少别人一分钱，这样才能让我感觉踏实。